《西游记》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它的诙谐性。小说所写的虽然仍旧是唐三藏取经的故事，但在这个既定的框架里，却充溢着纷繁多样的异质内容，表露出了离经叛道的意趣。在小说中，一切都被世俗化了，作者是用世俗的经验和心理来描绘和体察这个神佛的世界的。将神佛世俗化，时而投以大不敬的揶揄、调侃，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其神秘性和神圣性，并造成了这部小说庄谐并陈、化庄为谐的基本格调。另外，诙谐性效果的形成还有赖于作品塑造人物的特点，即能做到物性、神性与人性的统一。孙悟空身上既有猴子的灵活好动、性情急躁和好卖弄的特点，又有神仙般的七十二变和腾云驾雾的本领，更有宗教徒的坚韧毅力。猪八戒的贪吃贪睡，糊涂好色，既带有他的原型猪的明显特点，但他的厚朴单纯，简单务实，却又体现了现实社会中的某类人的特点。人身上的这些动物性特征在小说所描写的神佛世界里，难免会奏出一些不和谐音来，这就更进一步增添了故事的喜剧色彩。当然，《西游记》的作者在写成此书时，还有有意追求故事的趣味性的倾向，这使他有时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叙事的逻辑性。如小说写孙悟空有七十二变，在取经路上为和妖魔斗争，也曾有过多次变化，哪怕缩成针尖般大小，他的尾巴都未成为妨碍他变化的因素，但第六回写他变成土地庙时，却突然遇上了“尾巴不好收拾”的麻烦。又如孙悟空的火眼金睛本来可以识破妖魔的各种幻象，但在取经途中却多次发生看走了眼和情急之下忘用火眼金睛的事情，这类描写有时甚至使西行路上的孙行者和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相比，多少会显得有点逊色，但在无形中却增添了故事的趣味性。这些，说穿了都是作者根据情节的需要，为了增加故事中的波澜而有意安排的。当然，《西游记》在艺术上的成功并不只是限于这些，我们在此只能就其最主要的方面作一简单的提示。